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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A学术沙龙2020年第10期】 宋子千:旅游研究如何形成理论贡献
    2020-8-26 15:49:37     字号:[    ]

7月31日下午,我院舉辦2020年第10期CTA學術沙龍,主題爲:旅遊研究如何形成理論貢獻。本期沙龍由我院首席戰略研究員、政策和科教所所長宋子千研究員主講,我院學術委員、青島大學旅遊與地理科學學院馬波教授受邀主持,中山大學旅遊學院張朝枝教授、廈門大學管理學院旅遊與酒店管理系張進福副教授作爲嘉賓對話研討,部分研究人員及我院在站博士後參與了此次沙龍。


精彩再現   


旅遊研究如何形成理論貢獻?這不是一個新話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形成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據我所知,在20世紀70年代、90年代到這幾年都掀起過探討這個問題的高潮,包括馬老師可能參與過好多次討論。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黨中央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和理論體系建設。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産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産生思想的時代。”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形勢和任務做了高屋建瓴的概括。2016年5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的講話強調:“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應用在實現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中。”對科學研究的路徑和功能、目標做了進一步的闡述。


我們的旅遊研究是不是達到了總書記的要求?我個人覺得還有很大差距。我們每年有數萬篇的旅遊研究文獻,爲什麽大衆覺得沒有多少理論貢獻,爲什麽行業對旅遊研究無感?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說法,很多人這樣說,這麽多研究,能夠記得住、能夠發揮作用的旅遊理論有多少?業界代表說現在的論文根本沒辦法看,既看不懂,也覺得沒用。怎麽解決這個問題?大家都做過一些思考,這些問題都是切切實實感受到的現實問題。


我在中國知網上搜了一下,從2019年1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發表的以“旅遊”爲主題的文獻一共40491篇,四萬篇文章究竟發揮了多少作用,解決了多少問題,又有多少是無謂的勞動?這個難道不值得我們反思嗎?當然有人說有體制的因素,有管理的因素,比如我們做科研考核、職稱評審、學科評估等都要求我們發論文,而且最好是發高檔次的論文,SCI、SSCI,最差也是CSSCI,不僅要有好期刊文章,還要有數量,一篇不管用,要發三篇五篇十篇。這確實是一些因素,要求我們制造更多數量的文章,這是環境的因素、體制的因素,不可否認有這些方面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從我們研究本身來說,難道就沒有問題嗎?我覺得我們作爲一個研究者,也要反思我們的旅遊研究,我們的研究做得怎麽樣?這個和理論貢獻也是息息相關的。


什麽是科學研究?只有把我們的研究定位爲科學研究,才有資格談後面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價值的問題。我曾經在2015年出版一本書《走上科學的旅遊研究》,在那本書裏面我對旅遊學科建設做了一些自己的思考。我從本科開始,到碩士、博士、博士後,一直在學習旅遊,後來在《旅遊學刊》工作,現在在中國旅遊研究院,一直處于旅遊研究的領域,一直在反思自己的研究。


什麽是科學研究?我覺得不是我們隨便寫的東西就是科學研究,不是說你寫個東西就是做科學研究,不是。論文也好,著作也好,只是科學研究的産物,你寫文章、出一本書,這是科學研究的産物,並不是科學研究的本身。舉個極端點的例子,哪怕你寫了一部長達一千萬字的長篇小說,比如大家在網上看小說一千多萬字、幾千多萬字的都有,但它也不是科學研究。什麽是科學研究?有個比較流行的概念,科學研究是爲了增進知識包括關于人類文化和社會的知識以及利用這些知識去發明新的技術而進行的系統的創造性工作。簡單地說,科學就是爲了獲取新知而進行的一項工作,科學的目的主要是爲了獲取新知。但是科學又不僅僅是獲取新知,還有其它的一些內涵,如果我們只是簡單地說科學是爲了獲取新知,並沒有把握住科學研究的實質,或者說沒有把握現在大家通常所說的科學研究的實質。因爲大家現在所說的科學研究其實是源自西方的一個概念,中國古代沒有和科學相對應的概念,這是近代以後才有的概念。大家都知道,在科學史上面有一個著名的李約瑟之問(李約瑟難題),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編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爲什麽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很多學者探討這個問題,做了各種各樣的回答。我個人覺得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可以讓我們對科學研究的實質有更加深刻的了解,李約瑟之問看似承認了中國古代的科學貢獻,他說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的科技發展做出很多重要貢獻,但事實上它也否認了中國古代存在科學。爲什麽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在近代的中國發生?其實否定了中國古代有科學。


中國古代不乏新知,有一些創新的知識,但是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新知和西方傳入的科學相比至少有以下不足,這也是很多學者都研究過的。


1.較少對自然探索。前不久在海南文昌發射了中國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天問》是兩千多萬以前屈原創作的一篇長詩,“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屈原的這篇長詩當中其實對自然現象天文地理做了很多思考,遺憾的是後面的一兩千年當中,中國很少有人再去全面地思考自然、宇宙、地理、天文這些問題。中國古代有一句話“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這成爲很多知識階層的共識,恰恰因爲中國知識階層對探索自然的興趣不高,更多是在道德倫理上做文章,所以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更准確地說是文人而不是學者。我們很多技術的發明是來自于非文人階層,很多是普通的百姓,所謂的販夫驺卒。


中國有四大發明:造紙術、活字印刷、指南針、火藥。造紙術的發明人是蔡倫,是一個宦官,當時的宦官地位很低,這是在漢朝不是在明朝,明朝有一些宦官的地位很高。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人畢昇是一個刻工工匠,當時工匠的地位很低。事實上畢昇發明了印刷術並沒有馬上得到推廣,畢昇的事迹很少人去記載,人們只是在沈括的《夢溪筆談》裏面找到這段事迹。火藥是誰發明的?主要是煉丹家。指南針是誰發明的?現在還不知道。我舉這四大發明的例子,可以說無一例外它的發明人都不是文人,不是我們中國古代的文化人,我們的知識階層較少對自然探索。


2.缺少理論的深度。這個又和上面的問題有關,由于缺少知識分子的介入,中國的很多發明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能夠用,但是較少刨根問底,只是口耳相傳,沒有形成文字。自然談不上理論上有多少探索。大家都聽到過兩個故事,曹沖稱象、阿基米德洗澡,這兩個故事的道理如出一轍,但是阿基米德發明了浮力定律,曹沖這個故事聽一下就完了,人們注意到這個現象,沒有把它總結成一個理論規律。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想我們學過的很多古文,很少有關于科學探索的。蘇轼寫的《石鍾山記》,記石鍾山是怎麽來的,他通過考察終于知道了真正的緣由,結尾的時候寫了一段話,“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郦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郦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我現在再看這段文字的時候覺得很心酸,“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中國古代科學探索缺乏環境,缺乏文化傳統,沒有多少人會去探討科學的道理。哪怕是蘇轼,他最後的結論是“余是以記之,蓋歎郦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他還停留在就事論事,他作爲首屈一指的大文學家、大思想家,也沒能夠從理論的高度去思考。


3.缺少系統性。由于大多數的發明都來自于普通民衆,很多都是偶發行爲,很零散,很少系統的總結。這會導致某些發明可能過了一段時間就失傳了。如中國的活字印刷術就經曆過好幾次波折,有的專家考證中國的活字印刷是從朝鮮再傳回來的。加之還有很多其他因素,常出現一些技術上的倒退。


4.不注重積累。不止是工匠,包括天文、數學等研究,很多都是父子相傳,像祖沖之父子都是數學家,很多科學研究、技術發明都是師徒父子傳承,缺少文字載體,也缺少教育培訓體系,不像西方有大學體系,有期刊,有這些載體。


这是对比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是西方的概念,最重要的是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我们把它作为一种特定规范下群体性的智力活动,注重事实和逻辑,主要是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可能在这些方面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是从科学的发展来说,实证主义在中间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起到非常主要的推动作用。    


我們現在再回到科學研究和新知的關系上。


首先,科學研究要對新知有貢獻。科學研究現在形成了很多規範,比如做文獻綜述,這個其實是避免做一些重複勞動,有利于我們的積累。這裏也會出現一個問題,經常有人說,他通過文獻回顧,發現他的研究是填補空白,這其實可能是換了一個馬甲,實際沒有改變。填補空白不一定見得是好事,也可能是因爲這個話題不值得研究。現在文獻綜述還存在一些僵化的理解,比如做一個問卷調查,非得要每個問題選項都有所謂的依據。我以前做過一篇關于學旅遊專業的大學生對本專業看法認知的問卷,拿出來審稿的時候,人家說你這些問題都是從哪兒來的?你要有參考文獻。這個問題本來就沒有人去研究,爲什麽非得有參考文獻?還有很多雜志規定文獻必須有多少外國文獻,這個有點矯枉過正。


第二,新知和常識。大家深刻感受到現在很多研究用很多公式、模型、數據,最後得出的結論可能就是一個常識,是大家都所知道的結論,也談不上有多少新知的貢獻。這裏又有一個問題,什麽是常識?常識首先是一個共識,如果不是共識的話就談不上常識。如果只是一部分人承認這個知識或者一部分人知道這個知識,它還夠不上常識,特別是有爭議的觀點它不是常識。有爭議就說明這個觀點沒有形成共識,沒有形成共識的時候它還不是常識。我寫過一篇旅遊研究應該是多學科的文章,是先有多學科還是先到跨學科,我的主張是旅遊首先得在自己的學科裏面,如果能做到極致,這樣才能跨學科。有人說這是一個常識觀點,我覺得不是。爲什麽不是?因爲很多人主張旅遊就要做跨學科,我是反對這個觀點的,你自己的學科都沒弄明白,怎麽能夠跨學科?這個是有爭議的觀點,它不是常識。一些模糊的或者複雜的不爲人知的觀點也不是常識,雖然很多知識可能有人提出,但是它可能非常晦澀或者不引人注意,或者已經淹沒在很多文山著作中,淹沒在一大堆的著作觀點中,有人把它發覺出來,這也是一種升級。好的文獻綜述,把以往的文獻做一個梳理,使之清晰化、條理化,這也是一種新知,使人們對過去知識的把握更加方便。


第三,故知不都是常識。有很多從前發生的東西,並不引人注意,後來才又被證明是對的。孟德爾定律發表之後,沒有引起大家注意,植物雜交的規律,過了三十多年之後,有三位不同的學者重新發現了這個規律。社會科學也有這種情況,當時的觀點沒有得到大家的承認,可能慢慢淹沒了,過一段時間又提出來,它是有價值的。


根據科學研究的概念,科學研究應該是可驗證的,具有可重複性和可證僞性。我們的知識可交流,一個理論觀點要得到承認,必須符合一定的標准。其中一個重要的標准就是可重複。在同樣的條件下,其他人做同樣的研究得到的結論不變,這個是科學研究的一條准則,保證了科學研究的客觀性。有人說“研究”的英文單詞,research,re是反複的意思,search是探索的意思,research有反複探索的含義。第二個,可證僞,科學結論要符合觀測的現實,我們知道歸納法是很重要的思維推理方式,比如我們觀測每一只天鵝發現都是白色,我們可能歸納得出結論,天鵝都是白色的。我們可能觀察一億只天鵝都是白色的,但是不能保證第一億零一只天鵝就是白色的,它也許是灰色的。我們很難證實一個觀點,很難證實一個規律。怎麽解決這個問題?有不同路徑,一個是統計學,統計學的原理是,通過隨機抽樣,我不說百分之百把握天鵝是白色的,我說有多大的把握天鵝是白色的。第二個是波普提出來的可證僞性,科學不是因爲可證實,而是因爲它是可證僞的。具體到天鵝是白色的理論觀點,只要我觀察到一只天鵝是黑色的,那麽我就可以推翻這個結論,說天鵝是白色的這個觀點具有可證僞性。反過來說,如果我一直沒有推翻這個結論,沒有觀察到不同的事實,那麽我們就姑且承認這個結論。


說這個和我們的研究有什麽意義?比如一個地方要提出一個旅遊的形象口號,你提出一個口號本身不是科學研究,也不存在什麽證僞,也不存在什麽可重複,你提出這個,我提出那個。一個地方的旅遊形象口號對其旅遊吸引力沒有影響,這就是一個科學命題了。如果提出一個論斷,旅遊地的形象口號對旅遊吸引力沒有影響,假設你發現一個很有影響的例子,那麽這個論斷就是錯誤的,你就證僞了。


當然這裏面還有很多需要討論的問題,比如你要有觀察事實的標准。什麽是事實,什麽是判斷事實的標准,這也會影響到我們對事實的判斷。所謂科學研究觀測的事實必須是科學共同體形成共識的事實。再比如清晰的表達。這有利于證僞。比如我說旅遊地的形象口號對旅遊吸引力沒有影響,這是比較清晰的;我說一個地方的旅遊口號對其旅遊吸引力沒有多少影響,沒有多少究竟是多少,究竟是多少才叫沒有多少,這個東西就說不清楚。避免同義反複,這也是在科學研究當中非常容易犯的毛病,如果我們將天鵝界定爲某種白色禽類,那麽對于天鵝是白色的這個命題,就沒有任何的新知在裏面,沒有任何知識的貢獻在裏面,爲什麽?因爲天鵝已經內涵了白色這個特征。大家覺得這個好像是一個非常幼稚的問題,其實不是。很有學者把旅遊的概念界定爲一種休閑活動,再說旅遊具有休閑的屬性,這個就屬于同義反複。


新知包括不同類型,比如探索性、描述性、因果性。因果性的知識在我們的知識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愛因斯坦說過,科學研究之所以能夠破除迷信,因爲它鼓勵人們根據因果關系來思考和觀察事物。如果我們認識到因果性才能對事物的未來做出准確判斷,我們才可能知道比如做出什麽樣的決策會導致什麽樣的行爲,因果關系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找到因果關系之前做一些探索性的研究或者描述性的研究,也是有價值的。即使從它的知識貢獻來說,相對要小一些。


什麽是理論?這又是一個新的話題,新知不見得都是理論,或者說新知大部分都不是理論,我們得到的一些觀點大部分其實都不是理論,達不到理論的高度。理論是在實踐中歸納出,或者由觀念推演而得到的有系統、有組織的說理或論點。這是《辭海》的說法。理論是能夠在較長時間、較大範圍發揮作用的知識。它超出一般的知識,可以爲其它知識的獲取提供指導。我覺得這是理論的本質特征。如果只是短時間之內起作用,是一個具體而微的東西,就不是理論。理論概括性越好,適應範圍越大,應用時效越長,高度就越高。我們看到很多研究,比如有研究夜間旅遊的,把夜間旅遊的分布在全國做了一個描述,可能一篇論文裏面得出十幾個結論,這個對于當地的旅遊開發和夜間的旅遊發展是有意義的,從理論高度來說,它是有欠缺的。


是不是所有的理論都能構成學科貢獻?一個理論可能會有兩種價值,一個學術價值,一個實踐價值。我個人認爲這兩種加值不應該割裂開來,我們在填報各類表格的時候,經常會填寫學術價值是什麽、實踐價值是什麽。一個真正好的理論往往是對實踐指導作用大的理論。毛澤東的《實踐論》是不是對認識我們的實踐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往往是一致的,不應該人爲割裂開來。


我們要區分旅遊研究和對旅遊的研究。對旅遊現象的研究不止是旅遊學科在做,所有的學科都可以對旅遊做研究,不管從地理學、經濟學、心理學、市場學、曆史學,都可以對旅遊做研究。什麽是學科內的貢獻?只有對人們認識旅遊現象有促進作用的知識才能構成學科意義上的旅遊理論貢獻。我看過很多文章,研究的對象也是旅遊,但是通篇不管運用的方法還是得到的結論其實和旅遊沒有關系。哪怕寫得再好,仍然不是一篇好的旅遊研究文章,對旅遊學科沒有多大影響,不構成旅遊學科的貢獻。這個問題大家很容易忽視。如果研究對旅遊現象沒有多大幫助,對于獨特的旅遊知識沒有幫助,這個貢獻就不是學科意義上的理論貢獻。從學科建設角度來說,旅遊要獨立成一個學科也是必須發展理論,必須對旅遊現象有系統的理論認識,才談得上真正意義上的成熟的學科。我們扪心自問,旅遊專業到底有多少值得去學習的東西?旅遊研究有多少讓學生花很多時間去學習的內容?只有對旅遊自身一些獨特性的知識形成系統化的理論,學科才能走下去。更進一步還要提高學科地位的話,還要基于旅遊現象提出普適性的方式和方法。旅遊研究對自己的母學科有反饋的時候,地位才會真正提高。因此我一直堅持首先得在學科內研究,然後才談得上跨學科。


如果其它研究都要引用、借鑒我們的理論觀點,我們的地位怎麽可能不高呢?怎麽可能不讓別人學習呢?我曾經在文章裏提到,如果旅遊成爲很多大學的公開課那說明成功了,不管學什麽專業的都想學學旅遊,那我們旅遊學科是最成熟的。旅遊理論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比如旅遊乘數,其實乘數不是旅遊獨特的現象,任何一個外來的輸入都會産生同樣的乘數效應,有時研究容易把一些普通的現象當作獨特的旅遊現象。如果先有旅遊研究,然後提出這個乘數再推廣到經濟學,那麽這個是旅遊學科做的貢獻。


現在概括一下,我們談了科學研究和新知和理論和學科貢獻的關系。我們處于一個什麽現狀?處于一個既缺乏理論創新,又缺乏實踐指導意義的雙重困境。不止是沒有理論,也沒有實踐,不僅沒有理論高度,也沒有實踐深度。這其實是高度相關的,前面說過,一個好的理論往往就是一個具有實踐指導意義的理論。這個困境可以進一步概括爲“五少五多”。

缺少事實。很多文章當中可能沒有多少事實依據,沒有對事實的把握,與事實不相符。缺少邏輯。文章寫下來沒有邏輯。缺少實踐,對實踐不了解,片面孤立表層看待事實,缺乏對學科的了解。很多學者以前沒接觸過旅遊也能寫旅遊文章,很多時候只是把握了旅遊的皮毛,雖然照樣能寫出高端的論文,但是這樣的論文很難對我們的學科有多少貢獻,因爲它沒有把握旅遊的實踐,缺少基礎,缺少對所在學科和相關學科的了解。


炮制概念多。旅遊學者善于炮制各種各樣的概念和模式。模仿套用多。國外的一篇文章拿過來或者其它寫得好的文章拿過來,換個地點或者重新做個調查,然後得到一篇新論文。注重形式多,非常注重形式,重形式不重內容。方法、軟件用得很炫,但沒有對問題的實質理解。這也是現在流行的毛病。繁文缛節多。爲了追求一些指標,爲了追求一些所謂的規範,出現很多不必要的八股形式。,就事論事多。缺乏理論敏感性。戴斌院長曾指出,現在雖然很多人學位越來越高,從學士到碩士到博士,研究的路子卻越來越窄,老限于一個專門的領域,越陷越窄,限制了視野。


舉幾個例子。大家可以從中看出我們研究存在的一些問題。


第一個流行觀點,把旅遊消費分成基本旅遊消費和非基本旅遊消費。“交通、餐飲、住宿等消費是基本旅遊消費,隨著人們收入增加,旅遊消費的比重會降低。”這個是寫到很多旅遊教科書中的觀點。這個觀點和事實不符。隨著人們收入增加,吃住行旅遊消費的比重沒有下降,爲什麽?你有錢了,你吃得好了,住得好了,坐飛機頭等艙也不坐火車的硬座。消費增加之後,吃住行沒有降低,有的甚至增加。


第二個流行的觀點關于景區門票。有人說“景區資源是老天爺和老祖宗遺留下來的,不應該收費。”那麽這個觀點有一個前提,大前提是老天爺和老祖宗遺留下來的東西不應該收費,小前提是景區資源是老天爺和老祖宗遺留下來的,結論是不應該收費。問題是你這個大前提是錯的,爲什麽是錯的?土地是不是老天爺老祖宗留下來的,石油是不是老天爺老祖宗遺留下來的,它們收不收費?收費。所以這個大前提是錯的,這是一個不講邏輯的理論。


還有顛倒因果關系。比如有人說“景區是公共物品,不應該收費。”這個是顛倒因果關系,景區是因爲政府不收費導致它成爲公共物品,不是因爲它是公共物品所以沒有收費。景區爲什麽天然不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非正常性和非排他性。景區既然能夠收費,那麽說明它可以排他,因爲非排他收不了費。本來不是天然公共物品,只是處于外部性考慮,政府決定對一部分公益性景區進行免費,這個時候它才成爲公共物品,因爲免費了,使它失去了排他性,這個是因果關系。


還有學科的問題。剛才提到的非基本消費的問題,其實就是套用了經濟學裏面的恩格爾系數,但是忘記了基本消費和非基本消費有一個中間環節是旅遊消費。吃住行對于旅遊消費來說是基本消費,不是針對收入來講,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增加旅遊消費這個環節之後,我們不能再套用恩格爾系數。


炮制概念也需要討論一下,我個人非常反對故意制造一些新的概念。爲什麽?其實自然科學之所以發展快,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概念是非常確定的,一個物理學家所說的重力和另一個物理學家說的完全一樣,你說的重力和我說的重力是一樣,我們才可以討論重力。旅遊研究不一樣,前不久張進福教授就旅遊資源的概念進行討論,我們現在認識還不一致,還存在很多分歧。關于概念的很多模糊很多歧意導致我們的研究非常混亂,不利于進步。有必要遵循奧克姆剃刀原理,所謂如無必要勿增實體,不浪費多的東西用較少的東西同樣做好事情應該更好。如果這個概念已經能夠足以應付我們的研究,不宜再炮制新的理論。有一些學者把老的東西套上新的馬甲拿出來說又創造了一個新的概念,其實這個沒有必要。


怎麽樣應對這種現狀?簡單地說,思想引領,根植實踐,沈得下去,升得上來。習近平總書記說,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旅遊研究只有對實踐深刻了解,才可能得到比較大的理論創新。旅遊研究可以從理論入,從理論出,發現邏輯問題;從理論入,從事實出,排除事實誤導;從事實入,從理論出,形成創新觀點。還有一點特別要注意的是從小處入手,大處著眼,提升理論高度。


宏觀問題複雜問題難以把握,現在大家都提倡要善于做小問題,但是也要善于小中見大。現在研究很多研究非常細,細到對我們的實踐沒有太多作用。即使是宏大的問題,我們也可以從小處入手。宏大的問題研究可以有一個具體的視角。比如說我們的宏觀旅遊經濟,我們可以談論一個問題,旅遊總收入和GDP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至今沒有得到具體明確的解決。


前面引用屈原的《天問》開始,現在仍以屈原的詩結尾:“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理論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首先要提高研究的科學性,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知,然後才談得上理論創新,最後才談論學科貢獻。理論研究貢獻需要我們大家較長時間的努力。

 

嘉賓觀點


張朝枝:


非常榮幸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間,以這種特殊的方式與大家交流,對本次沙龍主題很有感觸,這也是近些年我很困惑的一個問題。坦率來講,我們這一代人基本上是跨學科或者多學科,在不同的背景下轉來學旅遊的,在學旅遊的過程中不斷寫文章、投稿、發表,又指導學生以及在國際上交流的時候經常不斷反問自己,我們的研究到底怎麽樣才算是有理論貢獻?記得在90年代末期,那時候所謂的理論貢獻強調的就是把國外某個理論拿過來,在中國的語境下找一個案例進行檢驗,總結一下中國的特殊性然後就認爲是一個理論貢獻。後來,我們強調在中國的語境下,基于中國的場景來做研究,講中國故事、發中國聲音,尋找自己的理論貢獻。再後來,我們開始強調不能只是以中國的情境去探索新理論,還應該著重思考什麽是旅遊特有的理論,對旅遊學有什麽理論貢獻。是不是把其它學科聽起來高大上的理論在旅遊研究中運用就是旅遊的理論貢獻?我們都經曆了這樣一個過程。


關于理論貢獻的這個話題,稍微再補充幾點:


第一,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贡献问题。早些年,西方所谓的Science强调的是可重复、可检验、可验证自然科学的标准来对社会科学提出要求,在很长时间内社会科学受到这种范式和标准的影响。在西方Social Science(社会科学)被认为是科学的时候,要求社会科学是可重复、可检验、可验证的。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对这种评价标准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但这种思想仍然是主流,这也是为什么国际期刊上大量的学术论文越来越强调做定量模型,用越来越复杂的定量计算方法。但我们需要反思,当用越来越复杂的计量方式来尝试做可重复、可检验的研究,去寻找理论贡献时,回头来看我们的研究与所关注的现象本身关系,会发现很多模型检验得到的结果与现象本身的实质关系好像越来越弱。即使这些经过精确计算的模型,作者本人也不一定非常肯定这些结论与现象本身的关系是否确实如此。当然这是一种科学发展思潮产生的某种结果,无所谓对错,也很难评判它的优劣。


第二,隨著研究越來越深入,面對現實問題時,有時會覺得越來越沒有底氣。因爲研究越深入,其實你關注的面也就越窄,你所了解的只是現象的某一個很小的點。我們所掌握的深度或者所認爲的深度與現實所理解的深度可能有區別,因此,對理論的評判和研究的價值的評價常使我們困惑,我們學才認爲非常有價值的東西,卻常常被業界人士視爲“垃圾”。因此,我經常與學生討論一個話題,怎樣把一篇學術論文翻譯成業界人士能夠讀懂的科普類文章。這是我從現實的角度來考量科研成果的一個思考,也是說我們的理論貢獻到底在什麽哪?


第三,要发表好的期刊文章,必须很完整地、很严谨地根据现有的研究逻辑来进行理论对话。我们的研究自然或不自然就走进这个框里,就可能锁定理论目标贡献。文献是步步梳理过来,来找到里面的theoretical gap(理论空白),这样又自觉不自觉地跳进这个框里去来做这种理论贡献。


基于這幾種情況,現在也很難說哪種是好的理論貢獻,這取決于現在不同的人在不同角度,怎樣理解“理論”這兩個字。基于這幾點對理論貢獻的思考重新回到對理論這兩個字的理解,特別對社會科學理論的理解。如果按照現在對社會科學理論這個概念界定,所謂理論就是對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的一個判斷或者一個命題就是理論的話,生活當中很多都是理論。剛才主講人提到怎麽通過社會研究産生理論、産生旅遊的理論,其實是很有挑戰性的問題。旅遊學科的理論其實是更複雜的話題,什麽叫旅遊學科,什麽叫旅遊學科的理論?旅遊學科走到今天,前期的概念都來源于其它學科,現在我們要反思這是旅遊學科的理論,這又是一時回答不清楚的話題。


張進福:


剛才主講人梳理了中國旅遊研究從拿來主義到中國情景再到當前理論貢獻的大致學術理路,很讓人感觸,從中也可以發現很多理論話題。早年(1997年)南開大學碩士生余書炜曾提出“旅遊理論研究是在研究什麽?”的問題,被稱爲“余書炜之問”。那麽,今天的題目也可以稱之爲“子千之問”了。


一言難盡。那就從今天的主題“旅遊研究如何形成理論貢獻?”談起。題目的核心是“如何”,但卻隱藏著兩個基本命題。一是什麽是旅遊與旅遊研究的問題;二是何謂理論與理論貢獻。如果不明白何謂旅遊與旅遊現象,就很難說清楚旅遊理論;而講不清楚旅遊理論,則無法明白其理論貢獻。很長時間以來,旅遊研究與旅遊學科內部都存在不少分歧與反差,基礎研究、理論研究、實踐研究的相互混雜也很難讓大家共同對話。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實問題,其爭議核心應該是對旅遊的理解差異。不同人有不同視角與見解,這是子千研究員剛才提到“盲人摸象”寓言的原因。溯本追源,所有分歧與問題可化約爲對旅遊現象及其本質的理解。旅遊算不算一種具有學理價值的社會現象?是一種什麽樣的社會現象?它的本質是什麽?如何認識旅遊現象?如何進行旅遊現象的思考與研究?套用科學哲學的思路,這些問題恰好構成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連續體系。簡單說,本體論回答本質是什麽,認識論回答能否以及如何認識,方法論則關系到如何與怎麽研究。


有了這樣的基本判斷,我們再回來談什麽是旅遊現象與旅遊研究、旅遊有沒有理論、何謂旅遊理論貢獻的問題。那麽,到底什麽是旅遊現象?如何理解旅遊現象?按照一百多年前迪爾凱姆的理論邏輯,旅遊現象應該是作爲研究對象的社會事實。時至今日,旅遊現象確實已經成爲一個很難讓人忽略的普遍而重要的社會事實。對旅遊社會事實的理解可以産生諸多理論。經過多年的旅遊學習、研究與教學,我自己也堅信旅遊有其理論。例如,真實性理論、旅遊體驗論。


圍繞旅遊現象研究與旅遊理論,通常又可能産生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對旅遊現象的描述與理解深度。前面朝枝教授介紹了中山大學走進田野、深度了解旅遊實踐的做法,深爲感佩且有同感。只有足夠了解現象才能提煉出有深度的一般性理論。二是子千研究員所談旅遊研究與對旅遊的研究的分野,也是對旅遊多學科、跨學科研究的討論。旅遊研究形成理論,可以是旅遊理論,也可以是與旅遊相關的理論。個人覺得可以暫且抛開學科門戶之見。只要是對旅遊社會事實的研究,都能促進我們對旅遊現象的理解。這就引發第三個問題、也是分歧更大的問題,即如何評價旅遊理論及其貢獻的問題。不同學科研究旅遊將産生不同旅遊理論與學科貢獻。現在大家關注較多的是管理學、經濟學、地理學等學科的旅遊研究及其學科貢獻。那麽,有沒有可能從其他社會科學或社會整體角度對旅遊研究及其理論進行思考?旅遊現象不只是經濟現象,旅遊反映了包括社會民生在內的諸多內涵,具有超越經濟之外的更複雜而重要的內涵與價值。我們現在討論旅遊一級學科,更應該在討論學科貢獻時思考旅遊學科對其它學科所産生的知識貢獻和知識溢出,而不僅僅是成熟學科對旅遊的知識溢出,也不僅僅采用成熟學科理論與方法研究旅遊。例如,如果僅僅采用傳統財務管理理論從事旅遊企業財務研究,只能産生財務研究成果,最多再加個前綴叫“旅遊財務研究”。這種研究不在少數,也是旅遊學科地位受到質疑的主要原因。假設通過對旅遊企業的財務分析能夠發現旅遊企業有別于非旅遊類企業在財務方面的特殊性,那對財務研究理論將會有所貢獻。再如,在旅遊社會學、旅遊人類學研究中,能不能通過對旅遊這種特殊現象的研究,提煉、歸納出可以挑戰傳統理論的新理論、新思想?如果可以的話,那麽,此時的社會學、人類學,也管理學、經濟學等學科都將無法忽略旅遊這個社會事實的存在。旅遊已經是遍布全球各個角落的普遍現象。假如每個領域都能産生哪怕一丁點有別于傳統學科乃至對傳統學科的理論反思、理論貢獻甚至知識溢出的話,那麽,其他重要學科都將無法忽視旅遊現象並將加入旅遊研究之中。此時,旅遊現象作爲研究層面上的重要社會事實、旅遊理論貢獻才能真正得到認同,旅遊學科的前述困境與問題也將迎刃而解。


最後,回到主題中“如何研究”的重要話題。定量的實證研究是當前主流,定量研究所強調的代表性很有道理。但是,旅遊研究有沒有其他可能性?


廈門航空公司的單一機種(波音飛機)戰略個案很早就進入毅偉案例庫。可是,廈航的單一機種戰略全球唯一,又何來的代表性?人類學、社會學的很多經典研究,像馬林諾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懷特的《街角社會》等也都是個案研究,而且都是風靡全世界的重要著作。爲什麽這些個案能夠風靡全世界並被廣爲接受?我想,並不是它們的所謂代表性,而是它們的“深描”把現象講清楚了,而且把其中的理論價值提煉出來了。所以,個人認爲關鍵還是對旅遊現象和個案的深描與理解深度。


如果各地域各領域學者能深入研究各自的旅遊現象並有所貢獻,那麽,旅遊研究所産生的知識溢出將是全域性的。但前提是對旅遊現象的研究足夠深入並且能夠提煉出真正有價值的理論思考。我想,這個前提成立的話,我們對旅遊現象的理解將更進一步,對旅遊理論及其貢獻才有更大的對話與討論空間。

上面的一些思考,不敢說是對子千研究員今天宏大主題的回應,僅僅只能是我個人對旅遊理論、旅遊研究的雜亂思考。不妥之處,敬請諸位批評指正。

馬波:


感謝子千研究員周密精彩的報告,感謝朝枝、進福兩位學者獨到的點評。


從學術角度上講,中國旅遊研究有40年曆史了。我把1980年視作旅遊學術研究元年,有兩個標志:一個是高等旅遊教育從1980年開始;另外一個是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等研究機構從1980年開始做純粹的旅遊研究。這40年裏,中國旅遊學術研究進步是非常大的,發展的速度也夠快。不是說旅遊學術沒有産生一些貢獻,有貢獻,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確實有很多的貢獻。比如我們對于旅遊體驗的研究,還有對城市旅遊、鄉村旅遊方面的研究,還是有國際貢獻的。但是我又同意主講人帶有期望性的一種標准,或者說形成的一種感受,已有的學術貢獻更多的表現在微觀理論層面。如張朝枝教授所說,社會科學一般認爲,對某種變量關系——如旅行距離與旅遊流量——的描述建構就可稱之爲理論,當然它是“小”理論。主講人所希望或者所期盼的是在中觀和宏觀的層面貢獻理論。40年來,有關旅遊活動的中層理論和宏觀理論的確發育不夠,遠低于大家的預期,不能有效地指導旅遊實踐,也不能有力地支持旅遊學科的競爭性發展。


同意子千的觀點,實踐和理論並非二立,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不應該割裂。學術工作和實踐工作各有側重,理論來自于實踐,但是從實踐向理論確實需要驚人的一跳,完成這一跳是學術界或者理論界的要務,它不是完全依靠實踐。怎麽從實踐中跳出來,再回到實踐中去,是我們普遍感受到的亟需解決的問題。從理論層次上講,小理論依然需要積累,但推動中層理論的構建顯然更爲緊迫。旅遊學科的理論匮乏,指導實踐功能的疲弱,應該作爲一個大問題很好地考慮。今天主講人和點評人聚焦于這樣的問題,值得贊揚。也希望今天參與這個沙龍的學者能夠在沙龍結束之後繼續來思考這樣的問題。


聚焦于理論貢獻的話題,提出來就是一種進步,就有可能推動旅遊學科、旅遊學術前行的步伐。但是這中間確實有很多值得細究的問題。比如科學研究要生産知識,但一般來說,科學是系統化的知識體系,不是零碎的知識。通過某個研究得到一個新知識點,這個點一定要同原有的知識體系相關聯。從大的方面講,旅遊作爲一個新的學科分支,其知識體系一定同諸多傳統學科有關聯,這樣我們就能正確理解旅遊學的相對獨立性,會歡迎和支持從多學科的角度來研究旅遊,同樣會強調旅遊研究對其它學科的知識溢出。


系統化的知識觀也蘊含時空連續意義。我們每個人作論文都少不了綜述和創新點。綜述體現的是與既有知識體系的對接,否則不可能凝練出科學問題來。創新點則是在原有知識體系上長出的新葉。包括國際化和本土化,也是不能割裂也不可能割裂的。我們把系統化的知識視爲科學,再講理論和實踐的關系、理論本身的建構,對子千研究員今天所講的內容可能會有更好的理解。爲什麽他提到李約瑟之問?李約瑟之問所曝露的中國科學發展史上的問題,與今天旅遊發展過程當中業界和學界的關系問題,包括子千提出來的“雙重困境”問題,都有本質上的關系。的確有一些研究者對旅遊實踐缺少應有的認知,出産的研究成果淩空蹈虛,很難再回到實踐中去,有違科學的屬性和理論的功能。從實證科學出發,案例研究是要突出強調的。案例研究首先比較全面客觀地描述社會現象,但是描述本身並不産生理論,沒有抽象思維,不可能從中産生理論。我看到很多案例研究成果止于描述,缺乏抽象。究其原因,一是觀察有欠持久深入,走馬觀花,看到的只是表面現象,無法歸納抽象;另一是缺乏理論建構的意識、方法和能力,磚瓦一大堆,房子卻沒能蓋起來。


衆所周知,旅遊是一種綜合現象,旅遊研究是一個縱橫交織的領域,中觀和宏觀層級上的理論創建確實有很大難度,這也意味著我們應該立足現實,巧妙應用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地理學、心理學、管理學等成熟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對旅遊現象加以系統觀察與分析,從而逐步構建高于實踐的旅遊理論體系,進而發揮引領實踐的價值。


本期责编:黄渊基、余超 中国旅游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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